1924年，美国第一只以信托制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开放式基金，应波士顿富有居民不断增长的资产分散需求而诞生。然而基金业生不逢时，大危机阻碍了它的最初发展。在整个40年代和50年代初，因为基础证券市场整体上仍未走出大萧条和战争的阴影，投资者不愿意将金融资产交与投资顾问管理并投资于证券市场，因此基金业的规模、品种、数量发展得很缓慢。
　　美国共同基金的第一次发展高潮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当时美国经济增长强劲，规模扩张迅速，股市一路上扬，人们普遍对未来预期良好，所以即便几乎所有的基金都采纳了高达初始投资额8.5%的前端收费方式，仍然普遍认购踊跃。但是好景不长，到了70年代初，前期主要以股票型为主的基金行业又开始因股市的逐渐下滑而重归沉寂，股票型基金销售出现困难。相比之下，短期和收益型投资反倒受到欢迎。
　　于是，在70年代，货币市场基金应运而生。由于货币市场基金一开始就采取直销不收取前端费用的方式，因此大获成功，遂挽救了整个行业。
　　进入80年代初期，美国的市场利率以两位数的速度攀升，因此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率也随之大幅上扬，进一步扩张了这类基金的市场份额，并使之在基金总资产中的比重超过了股票类和债券类基金。由于限制银行存款利率的“Q条例”的废除还在分步实施当中，银行有动力推动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加之基金管理人为货币市场基金的持有者提供了向基金间转换的便利，使其能够在股市重拾升势时得以迅速转入获利，因此企业、信托部门和其它机构投资者都争相将货币市场基金作为有效的现金管理工具使用，从而更进一步促进了该行业的扩张。
　　80年代美国基金业能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还有一个促进因素是免税基金的引入和国会对其他具有税收优惠的投资机会的限制或取消。
　　美国共同基金真正快速的发展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1980年共同基金的资产不足1500亿美元，十年后的1990年资产已达10669亿元，基金数量有3105只。1996年底，美国3700万个家庭中有6300万人持有基金份额，基金数量达到6293只，资产开始超过银行存款。截至目前，美国共同基金的资产规模已达6.95万亿，数量超过8000只，9500万美国人将其作为理财的主要工具。他们总结经验，认为基金业持续20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下述七个因素。
　　◇实体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基础证券市场处于大牛市；◇享受税收优惠的各种退休计划创造了基金的巨大需求；
　　◇品种繁多富有吸引力的基金产品不断地设计和推向市场；
　　◇对持有人强有力的专业服务支持；◇基金业创造了内容丰富的费用定价结构，拓展了销售管道。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基金业从最初完全依赖证券经纪商的高收费代销，转向大力发展直接面对客户的低收费甚至免佣直销，这是一大进步；其二，积极引进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参与。银行从最初的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基金的营销到后来股票基金的销售，逐步突破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关于不允许商业银行承销公司公开发行证券的业务限制，开始不断地将各种基金产品通过柜台推介给自己的客户，从而在基金的销售与管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保险公司则在年金销售中通过合资公司将其与共同基金一起打包而为基金拓展了销路。其三，财务规划师等投资专家、中介公司的专业服务大大拓展了市场的空间，他们根据基金消费者的性格、偏好、类型，帮助提出财务目标，设计总体规划，并通过在成百上千的基金中为其挑选合适的投资对象而有步骤地实现其财务规划，这在市场细分中为基金业赢得了大量客户。其四，由CharlesSchwab&Co.首创的基金大卖场（MutualFundMarket鄄places）经营模式为FidelityInvest鄄ment,JackWhite&Co.等许多公司所广泛采纳，发展成为基金持续营销的“第四通道”。
　　◇市场的竞争压力推动了行业的发展。产品、服务的激烈竞争，庞大、持续的技术投入需求，客观上要求基金管理人的规模化经营。于是市场的整合在所难免，货币选票纷纷投向综合素质更优秀的基金管理人。美国仅在1994———1997年间，基金管理公司公告的收购案就超过了200起，也就是说，至少有200个基金族消失，归并到了其它管理人的账下；1997年时最大的15家管理人在并购基础上控制的基金资产已超过了全行业的一半。
　　从美国共同基金业的成长历程中可以分享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们认为，中国基金业发展的空间、阶段和轨迹可能取决于以下三大类因素。
　　第一大类是基础性因素。基金市场是基于基础证券市场之上的高端证券市场。只有在人均收入超过某一临界值的地区才有可能培育起公募的基金市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我国的基金消费群体会主要定位在城市居民。基金市场的规模、数量、品种、质量乃至规范化程度，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基础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因此主观的强制性超越是不可行的，也是在根本上有碍于发展的。基金市场对于宏观金融的制衡与稳定，反作用并不显著，特别是当基金管理人由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集团所控制的时候。即使是在90年代爆炸式增长的时期内，美国共同基金也同样要忍受基础证券市场普遍的欺诈、操纵、会计丑闻、非理性和利益冲突的折磨而很少有所作为。从动态的角度考察，经济周期，基础证券市场的周期波动决定着基金业的变动周期；后者往往在节奏上滞后，从而影响基金的绩效。譬如基础证券市场上扬，投资者预期向好，基金的需求增加，于是基金的高价仓位增加；反之，基础证券市场处于低谷，基金的需求减少，基金获取价值低估筹码的机会也随之减少，于是基金的运作压力增大。这是各国基金业普遍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考虑了交易费用之后。
　　基金的消费者需求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衡着基金业的发展曲线。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基金的需求（Demand）取决于两个技术变量，偏好（Fondness）和市场拟合度（Corre鄄spondence），因此基金的需求函数可以表达为D=g(f,c)。基金的消费者偏好决定于消费者（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取向和市场预期，而市场拟合度则由选取基础证券的能力和选时能力所决定。
　　考虑到结构问题，假定基金投资者的预期不变，则基金的需求在第一层次上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该基金产品的历史绩效；基金关联各方特别是管理人的品牌；产品的风格特征；价格。
　　在第二个层次上基金的需求决定因素又进一步细分为：
　　绩效：基金净值增长率、基金净值波动幅度与频率。
　　品牌：知名度、公信力、服务品质风格：产品差异性、基金管理的多角化程度价格：综合费率、避税效果、促销措施上述指标共同构成了基金消费者需求的决定体系。
　　第二大类是内部因素。基金产品与相关服务如何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基金关联人之间如何协调才能提高基金的市场拟合度？怎样的结构设计才能使各基金关联人提高产品、服务的供给和导向能力？从上述问题的提出可以看出，我国大陆的基金业如果不想重蹈台湾地区的覆辙，必须着力培养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建立起完善的业务体系，必须以本国市场的需求特点为产品设计的第一着眼点（即便在市场全面开放之后），而不能再简单地跟随与模仿下去。
　　第三大类是制度因素。美国基金行业的基本制度建设在1940年就已经完成了，这之后的修改、变更主要是围绕打破分业边界进行的体制、政策调整，大多对银行等其他金融中介有利，因此其基金业后来的发展可以将广义的制度因素正向影响忽略不计。但我国的基金业则不能忽视制度因素。后发展市场的后发优势往往需要政策的激发和正向激励。但有时现实却正好相反。一个能很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供给”出来之后，要投放市场、实现产品价值，却还要受到过多的制度因素特别是管制者利益分割的掣肘。
　　由此可见，影响一个国家基金业发展进程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工作人员对40个国家基金行业发展历史的考察，经济发达程度，个人财富持有量，基础证券市场的规范化程度、流动性、有效性和投资者信心，都不与居民、机构的基金持有量具有确定的正相关关系。所以，中国的具体情况将决定着中国的基金业必然要走出自己的发展轨迹来。只要我们从上述三个方面一步步地扎实努力，基金行业就一定会与中国经济一起，同步发展，共同走向成熟。至于发展过程中已经和将要出现的阵痛、波动、偏差，淘汰乃至个体的消亡，那是实现市场效率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应以平常心待之。毕竟，对称—平衡—周期性是自然法则；运动不只是单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