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发展与资本市场,我想提几个问题。
经济形势从今年开始到明年是一个加快增长期。其中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股权结构的调整,会有一个深入的发展。有经济结构的配套,我们经济增长的效率才有把握。现提出几个问题,请大家研究:
一、经济发展中会出现转折的概念和问题。比如过去我们是反通货膨胀,突然到1997年来一个紧缩,后来紧急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现在又变了,突然遇到一个问题,经济是不是过热了?是不是会出现通货膨胀了?还是没有高烧的过热?在这个转折之中,看来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化了,货币政策作用要强化了。过去几年一次大调整的货币政策,现在恐怕要进入微调时代。这个转折今年是一个重要关头。
二、金融市场经过这些年改革,基本构架已经出现了,我们有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黄金市场,还有外汇市场等等,但资本市场发展还不够平衡,如公司债薄弱,国债市场化水平低,与此同时,政府监管加强了,监管机构分设了。这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要看到,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
1、监管加强是好事,但金融靠融通,靠统一性和流动性提高效率。流通范围越大,效率越高。如果人为割裂,各管一段,将来影响会比较大。
2、监管部门强化了以后,监管什么,不该监管什么,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哪些是市场和企业的行为,哪些是监管部门管的事情,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举例来说,过去遇到过,会计师事务所外国有好的,也有差的;中国也有好的,有差的。如何选择,应该是企业行为。又如,哪些公司可以担保,哪些项目可以投入,应由企业选择,由政府监管部门一刀切做出决定是否合适,值得研究,当然做出政策规定是没有问题的。
3、目前金融业务交叉已经开始了。四年前,我在日本讲学时,问过日本资深专家,为什么分业经营改为混合经营,他们说已经分不开了,不能做出法律规定。从分业到混业是个过程。中国现在开始业务交叉,而且发展很快。怎样认识新的变化,新的转折,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银行、证券、保险等市场已经形成了,怎么把它们协调好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三、关于资本市场,大家议论了很多。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一个是在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基础上,企业、上市公司的结构也在调整。调整已经初见成效。去年开始出现“二八现象”,有20%的上市公司是好的。这20%的企业占了50%的总市值。这说明,上市公司出现了分化,优质企业、蓝筹股开始出现了,这是很大的变化。再一个变化是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基金的作用显现了,而且已被大家认可。市场开始由散户短期投机为主转向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为主,这是不成熟市场向成熟市场转化的一个很关键的表现。另外,监管效率有所提高,监管成熟度在增强。比如发审委名单向社会公开,这是一个好的办法,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越透明,监管越好做。靠社会、市场的压力进行监管。这个监管方向是对头的。
现在市场普遍要求,政府、主管部门采取积极的政策,推动证券市场的发展。这里面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认识问题。从资本市场建立以来,首先遇到的是姓资姓社,会不会私有化的争论,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解决了。第二次是前几年的肯定否定之争,说什么“赌场”、”推倒重来“、”黑幕“等全盘否定,我们承认是存在问题,而且不可轻视,但全盘否定是不符合事实的。现在的认识问题突出表现为如何给资本市场定位,资本市场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长期以来,我们是一条腿走路,靠间接融资,靠银行。直接融资这条腿一直很软,如果不想办法加强它,对国民经济将后患无穷。
目前所有国有企业要搞股份制,国家拿450亿美元帮两大商业银行搞股份制,帮它们上市。可是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究竟在国民经济中什么地位?怎么对待它?出了问题怎么解决?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已经上了中央的文件,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并不是很顺利。
关于创新问题。资本市场不创新,制度不创新,产品不创新,就没有前途。如果因为有风险,就不搞创新,市场将越搞越萎缩。因为没有必要的配套品种,市场就很难协调发展起来。比如,搞不搞金融衍生产品?如果不搞,将来很多事情就很难做。债券、衍生产品不研究,不发展,不往前走,是不行的。只有创新,才是发展的动力。只有发展,才能解决我们前进中的问题。
创新的风险到底怎么看?我到证监会上任以前,研究了许多国家的经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风险是和资本市场相伴随的。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怎么在发展中规避风险。有了发展,风险就好解决了。不发展,好多风险解决不了,很难走出困境。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
现在香港、新加坡、美国都来抢中国的上市公司资源,抢得很厉害,包括我们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我们呢,如果不向前走,就等于把资源推出去了。我是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走进国际市场的。但是,我们国内为什么该发展不发展,该给出路不给出路?中小企业要不给它们出路,就会影响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解决好,还是要把资本市场的定位问题解决好。我们现在和三年前、四年前不同,许多条件,如法律、监管、人才都大不相同了。我们有能力解决很多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条件不具备”而不作具体分析,不肯推进三中全会已定的重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