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的新武器
　　华夏基金的研发部门最近开发出一款新的基金产品，已经上报证监会，投资目标设定为“追求年年正回报”，虽然华夏方面以此基金正在审批阶段为由，对有关基金的事项缄口不谈，但记者还是从侧面了解到，新基金将由原基金兴华经理——江晖来运作。江是业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基金经理人之一，在2002年9月某杂志公布的《基金经理排行榜》上名列第九，自从其担任基金兴华的经理以来，兴华连续两年在全部基金中名列净值增长率第一。
　　而基金兴华原经理人——王亚伟因为要担任华夏成长的基金经理，所以不再担任基金兴华的经理。王亚伟在同样的《基金经理排行榜》中名列第四。
　　“基金经理本人本身就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产品，其对基金的发行功不可没，所以多数基金公司都愿意将本公司最具有品牌效应的经理人配置在开放式基金上面。”一位专家这样解释华夏的人事调整。
　　但此款新基金与华夏成长还有些差距，“它好像是专门为江晖量身定做的一般，”一位了解内情的人表示，“此基金主要投资于流通盘在8亿以上或总市值为20亿以上的股票，而这些正是江晖所擅长的。”
　　记者初步了解的情况是：华夏未来推出的此款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其基金契约设定为：股票投资最低比例为零，债券投资的最低比例为20％。基金投资于股票、债券的比例最低合计为20％，远远区别于华夏成长契约中“投资于股票、债券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总值的80％”的投资安排。
　　“在此款产品中，基金经理人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而这正是华夏的卖点。”一位机构投资者告诉记者，他“有可能会因此买”此基金。
　　卖基金还是卖经理人？
　　“其实，从基金公司推出开放式基金之初，就开始不断地将公司资源向开放式倾斜，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盟开放式基金，基金公司一般都将最优秀的或最被业内所认可的人员配置在开放式基金上面。”一个业内人士以此为由反对基金公司目前的营销策略发生了变化。
　　但此人士也不否认，刚开始基金公司的行为多属于一种下意识的行为，而不是主动地、有意识地去打造一些明星基金经理人；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目前市场上开业的基金公司已近30家。6月20日，中信基金公司获准筹建，市场上已开业、获准筹建、正在筹建的基金公司已有40多家；已经发行、正在发行、准备发行、等待过会的基金数目有将近90多只。
　　伴随着基金概念的普及，投资者和媒体由于知识的局限，对于细化产品的区分能力日渐降低，对挖掘优秀基金公司和优秀基金经理人的热情度也在逐渐减少，基金公司之间的竞争正在加剧，怎样才能将基金公司有限的人力和基金产品有机地结合起来，已成为摆在所有基金公司面前的首要任务。
　　“在产品创新、营销手段之间的差异度变小的情况下，中国基金业迟早会出现明星基金经理人制度。”一位香港的基金经理人认为，“在国外，投资者买基金，很多都是冲着基金经理人个人的理财水平、金融研判能力甚至人格魅力，像量子基金、老虎基金就是以索罗斯、罗伯逊等明星人物形成基金的核心竞争力。”
　　　至今被国内外同行津津乐道的经典案例就是1994年成立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基金经理人队伍曾被称为“梦幻组合”，其中有被誉为“点石成金”的华尔街债券套利之父梅里韦瑟，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默顿和舒尔茨，有前财政部副部长莫里斯和前所罗门兄弟债券交易部主管罗森·菲尔德。
　　“且不论其最后得失成败，‘长期资本’之所以能够掌管数千亿的资产规模，与投资者对其基金经理人的个人魅力的认同是有很大关系的。”该位香港基金经理人评价道。
　　随着合资基金公司的加入，这种认同基金经理人去投资基金的理念在中国基金业中慢慢露出端倪。一些机构投资者表示，对基金经理人的认同已成为他们投资基金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国内一些基金公司开始引进一些洋品牌经理人。在这方面做得较为成功的就是招商基金，其在发行基金过程中，就打出了投资总监陈进贤“亚洲最佳基金经理”的招牌，并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
　　引进洋品牌固然是件好事，但在基金市场资源相对困乏的情况下，多数基金公司都愿意包装和打造自己本土的明星，在新基金发售过程中，不少基金公司都表示，想包装一下本公司的新基金经理人。
　　如果公司缺少打造明星的本钱，从别的公司挖人也是不错的选择。原嘉实基金公司泰和基金经理杨毅平就被鹏华聘了过去，担任鹏华行业成长的基金经理。据悉，鹏华行业成长从去年开始面临着大额赎回，鹏华此举自然是希望借杨的号召力，给鹏华行业成长的投资者一个信心，而杨也放出了“今年力争使基金净值返回面值、并能分红”的豪言。
　　而长盛原价值成长的基金经理丁楹也已离开长盛，到了新成立的中信基金公司，丁在公布的《基金经理排行榜》上名列第五。“丁楹和中信的选择实现了双赢。”一位机构投资者认为，“丁看重的是中信的实力，而中信将会把丁楹作为其未来新基金的招牌。”
　　评级中的“特里芬难题”
　　　毋庸置疑，市场需要明星基金经理人，就像基金评级中面临的困难一样，谁来评判明星基金经理人，谁来制造明星基金经理成为明星经理人评级中无法解决的“特里芬难题”——两者之间不可解决的矛盾。即明星基金经理人的评级面临着在准确和公正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要保证数据的准确可信，就必须更多地了解和接触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人，但这样评级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怀疑；同样的，如果一个公司或媒体为了发展业务的需要，推出一个明星基金经理人的评级制度，其可信度也值得怀疑。
　　这可能是在2002年9月对基金经理排名之后，基金评级市场硝烟风起，而基金经理人排行市场鲜有人踏足的原因。今年5月份，中国科大推出中国基金排行榜时，就明确地指出，限于非公开数据的获取问题，目前对中国基金经理人的评级是没有意义的。缺乏明星诞生的土壤
　　“目前国内没有完全的明星基金经理人，因为缺乏明星基金经理人生存的土壤，”该位香港基金经理人毫不讳言，“管理层对投资债券和股票的比例都有规定，经理人能有多大的权力？”
　　另外，国内普遍实行的是团队管理的基金管理模式，即由总经理、副总经理、投资部经理、研究部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一个投资决策委员会，共同商议重大的投资决策，在实际操作中，基金经理并没有多少独立运作资金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出一批强势基金公司，例如华安、华夏、博时和南方就属于强势基金公司，主要突出整个基金管理公司，而不是单个基金经理人。而在这些强势基金公司里，又诞生了中国第一批本土化的明星经理人，《基金经理排行榜》上前10名全部来自上述4家公司。
　　“但总体上，目前国内基金经理人大多处于弱势地位，受制于多种因素。”一位专家分析认为，第一，如果其管理的基金业绩做得不好，市场就会提出质疑，不给基金经理人试错的机会；第二，如果基金公司股东发生变更，就会引起基金经理人发生变更，经理人在此之前所有投资就会前功尽弃；最后，如果基金公司发生内部权力斗争，基金经理人往往成为替罪羊。“基金经理人尚且日不保身，怎么会出现明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