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华安基金合资一事最终以华安股东上海国投接手而公示于众。尽管在表面上，其中的变化仅仅是由“改制”到“新设”、由华安到上海国投的简单变更，但事实上JP摩根富林明在基金公司中将掌控实际的管理权。与华安类似，长盛和鹏华的外方合作者也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新设公司的模式，并且都陆续进入了上报期和筹建期。
　　其实，就像早先美资富兰克林坦伯顿集团为赢得主导权，放弃广发证券而联姻实力较弱的国海证券一样，在多家基金公司的筹备或经营实践中，“外资扮主角”的格局已经开始显现。海富通、国联安公司的总经理均由外方选派，海富通的市场、投资业务主管和国联安、招商的投资业务主管，也都是外资背景，华宝兴业的产品业务，也由外方掌勺。即使是像湘财合丰这样的现有公司，荷银在其系列基金产品设计和营销工作中的发言权，也越来越大。而在上海国投－摩根富林明合资案中，外方在亚太地区堪称第一的资产管理经验和“怡富”本地品牌的成功塑造，都为其在这家要做大到1.5亿资本的合资公司中的地位，奠定了基础。
　　这些迹象显示，外资在基金业的合资进程中，正寻求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经过几年来对中国基金业的深入了解，外资机构逐渐认识到，通过改制去改变一家现有公司成型的企业文化、人员架构和经营理念，远远比新设公司另起炉灶来得艰难。正如富林明资产管理亚洲区总裁许立庆所承认的那样，“华安原合资案涉及多家内资股东的利益平衡和关系协调，操作难度和复杂性很大。”对协调多家中方股东关系难有耐心的外资机构，多半会选择“绕开老路走新路”的做法,毕竟“新设的公司，一切都是‘白纸一张’。”
　　在内地证券基金业开始在法律环境上兑现入世承诺后，外资通过新设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操作和投资成本，和原先通过公司改制进行合资的做法相比也已大大降低，难得走通改制合资这条路的富国基金总经理李建国即表示，“富国和蒙特利尔银行当初接触时，并未允许外资新设合资。”外方纷纷转向新设合资，多是在中国入世协议明朗以后。此外，内地基金业“买方市场”的现状，也对外资在产品设计上的经验提出了更迫切的引进需求。所有这些，都在客观上促成了外资在市场进入策略上的迅速变招。
　　更为重要的是，走通了新设基金这条路，将来有望增资到49％的外资，也不会永远满足于做被动型的战略投资者。由于一般都要就中国内地同类业务向中方伙伴作出排他条款的承诺，对这些“别无他路”的外资而言，实际掌权并主导合资基金，就显得更为紧迫，因为这远比年末简单地拿公司利润分配，要来得有意义。
　　有业界人士指出，外资在基金合资进程中的这种“抢镜”，对内地基金业发展带来的意义和影响深远，值得关注。